19世纪中叶以前，德意志尚未统一，诸邦林立，工业化进程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。然而，短短几十年后，到1910年前后，德国已从落后的农业国跃居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，在化学、电气、机械等高新技术领域后来居上，并借此实现了现代化跃升。这一跃升并非偶然，除了统一民族国家形成等因素外，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第二次科技革命与国家治理的深度互动、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协同演进。德国正是在这场科技变革中，通过制度创新、教育体系重构和人才机制优化，实现了科技成果向工业生产力的高效转化，生动诠释了通过科技驱动实现现代化跃升的重要意义和方法途径。

　　科技革命与国家治理的深度互动

　　19世纪70年代，第二次科技革命席卷欧美。不同于以蒸汽动力与机械制造为主导的第一次科技革命，此次变革聚焦于电力、化学、钢铁和内燃机等新兴领域，技术复杂度与系统整合能力显著提升。1871年德意志帝国统一，标志着德国迈入集中治理的新阶段，为资源整合与政策协调创造了制度条件。统一后的德国迅速确立“科技立国”战略，将技术进步纳入国家发展的核心议程。

　　在国家主导下，德国构建了以铁路、电报、金融与信贷网络为支撑的基础设施体系，推动重化工业快速集成与扩张。其中，金融体系不仅作为资本供给平台，更构成支撑产业跃升的制度性基础设施。以德意志银行等通用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，深度参与工业企业的资本筹措与战略决策，构建起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高度融合的“资本融合体制”。这一机制不仅为技术密集型行业提供长期稳定的信贷支持，也使国家产业政策得以在金融维度有效落地。政府通过系统性财政支持与产业政策引导，推动科研机构与高等教育对接国家发展目标，形成科学技术从基础研究到工业应用的闭环体系。技术转化的高效实现，既体现了国家对科技资源的战略调度能力，也彰显了制度与技术之间的深度嵌合。

　　同时，德国建立了完备的统计调查与工业普查机制，为政策评估与资源再配置提供实证支撑。德国政府有关机构会定期发布产业产出、能源消耗、技术投资、劳动力构成等详尽数据，并对关键技术的扩散路径与地区分布趋势开展动态跟踪。通过这一制度性反馈机制，国家能够及时掌握产业结构变动、技术成熟度提升与区域经济差异，有效优化科研资金与产业政策投向，提升整体资源配置效率。统计治理在此过程中成为国家“看得见的手”，确保科技革命红利在不同社会经济单元中实现制度化释放。

　　教育体系、科研体制与产业需求之间的协同

　　德国科技转化效率的提升，根本上依赖于教育体系、科研体制与产业需求之间的协同。一方面，高等教育体系确立“教学与研究并重”理念，柏林大学等机构推动基础科学研究的制度化建设;另一方面，技术高等院校则以工程导向为核心，强调实践能力与产业对接，构建起基础科学与应用技术之间的桥梁。

　　在中等教育领域，德国推行“双元制”职业教育，将课堂学习与企业实训有机结合。技术劳动者通过结构化学习路径获得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能力结构，保证产业体系拥有高质量的技术中坚。这一制度性技术劳动力供给机制，是德国保持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基石。

　　教育体系在组织逻辑上实现纵向衔接与横向贯通，学生可在学术型与职业型教育轨道之间灵活转换。这一多轨制结构强化了教育系统对产业动态的响应能力，推动了“知识型劳动力—创新能力—技术扩散”三者之间的正向循环。

　　在科研体制与产业需求的协同方面，德国政府注重国家主导与科研自主的平衡，设立威廉皇帝学会、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等承载科研与国家战略对接功能的科研机构，在国家目标与科研逻辑之间构建弹性接口。这一“弹性接口”的本质，是通过组织机制与制度安排的灵活性，使科研活动既能对接国家战略，又不牺牲科学自身的探索性与开放性。这些机构一方面回应国家在军事、工业和公共技术方面的战略需求，另一方面又保留科研过程中的学术自治与方法论自主性。它们在组织结构上往往实行“双重嵌入”机制，即既受国家财政资助，又以科学共同体标准进行成果评估与人才聘任。这种设计使得科研既能服务国家目标，又不致沦为行政附庸，从而提升了国家在高技术领域的战略调度能力，也保障了科研活动的持续创新与前沿探索。

　　此外，德国以“高校—企业”联合研发为支点，构建起基础研究、实验开发与产业化相结合的技术路径。德国企业不断强化“研究导向型”组织架构，科研不再作为辅助性职能，而是深度嵌入企业战略。例如，巴斯夫公司配备了大型研发团队，设立内部实验机构，与海德堡大学、慕尼黑工业大学、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等高校建立稳定协同机制，长期保持高于同行的科研投入比例，形成“研究导向型”的企业战略。

　　多层次、制度化的科技人才配置机制

　　德国科技体系的高效运作，得益于多层次、制度化的人才配置机制。

　　首先，德国通过国家考试与资质认证制度构建起“技术官僚”体系，确保铁路、电信、邮政等技术密集型公共领域由具备工程背景的专业官员主导。这类官员同时具备技术知识与行政能力，成为提升国家科技治理能力的储备人才。

　　其次，德国企业内部高度重视研发人才的引进与培养。西门子公司设立工程师培训计划，鼓励员工参与技术革新;巴斯夫等化工企业与大学合作设立联合实验室，吸收博士生与教授参与技术开发。企业视技术为竞争优势，科研机构也因市场导向而更加活跃。

　　此外，德国建立了职业培训体系，将青年工人通过“学徒—工匠—技师”逐级培养成中坚力量。技工的社会地位较高，职业稳定性强，成为企业生产与技术实施的骨干。这种重视职业教育和工程技术人才的文化，使德国在高技能劳动者方面具有持久优势。

　　科技精英与技术工人、科研院所与企业、政府部门与产业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，构成了德国早期现代化中独具特色的“技术共同体”。它不仅推动了生产效率提升，也创造出一种以科学和工程为核心的现代社会运行逻辑。

　　综上，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现代化历程表明：国家科技治理能力与科技发展的同步提升，是实现现代化跃升的关键变量。德国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由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强国，关键在于其抓住第二次科技革命契机，重构了国家科技治理体系，提升了国家科技治理能力。通过构建以教育、科研、金融等为支撑的技术基础设施，德国实现了知识生成、技术迭代与产业应用的高效转化。

　　在这一过程中，国家通过制度嵌入与目标协同，建立起弹性稳固的创新结构。德国以制度化的教育改革、产学研协同以及科技人才配置，将分散的知识资源整合为系统性的生产能力，实现了科学知识从生成到应用的正向循环。可见，技术突破固然重要，但科技驱动实现现代化跃升的关键，还在于能否建立起支持其落地、生根、扩散并持续演化的制度体系。

　　(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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